1976年1月8日清早,讣告早早地就发布了,人们自发沿着长安街站立,低声呜咽,满怀悲痛。联合国降下半旗致敬,因为这一天伟人周恩来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之后,银行工作人员照例对周总理银行账户进行清点,结果翻遍了所有账户也只找到5709元余额。人民评价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谁也没想到,二十年后,银行工作人员在按例盘点资产时,却发现他名下有一笔大约有46万人民币的存款。经过仔细核查,这笔钱最早是在1976年存下的。
这究竟是什么钱?是周总理个人的存款吗?为什么在时隔二十年后才为大众所知?
“缝缝补补再过三年”
身为一国总理,周总理十分繁忙,不仅白天步履匆匆,夜间也经常挑灯工作。由于长时间的使用,西花厅原有的一盏台灯出现故障。工作人员想买一盏新的,但是周总理拒绝了。
为了不影响夜间办公,工作人员请了电工和铁匠师傅,用水管和洋铁皮自制了两盏台灯,一盏放于办公室会议桌上,另一盏则摆放在他的卧室中。
周总理并不追求良好的饮食条件,他早餐喝碗玉米糊糊,加上一些面包片,中餐和晚餐一般一般都是一荤一素,吃完饭就用菜叶子抹一抹碗底,不留下一粒米饭。此外,周总理在生活中也十分节约。
他有一块普通的绿色的毛巾,由于洗得比较勤快,中间破了四个大洞。工作人员私下买了新的毛巾给周总理换上,却不料被他发现。周总理询问:我的旧毛巾呢?
工作人员提出:因为毛巾太破不断摩擦脸部导致毛囊炎,这条毛巾不能再用了。
周总理沉思片刻,他用纱布把中间的洞补起来,“这样就能用了”。
周总理外出访问其他国家,私人的行李箱李放着是穿了好几年的睡衣,衬衫常常是破损缝补过的,由于衣服缝缝补补十分破旧,工作人员在清洗的时候都不敢用力搓洗,数十年的总理任职期间,周总理仅有三双皮鞋……
周总理为何如此节约?
“把自己的工资全用来帮助其他人了”
周总理的工资每个月大约为400.8元,他的妻子邓颖超约为347.4元,二人每月工资合计为七百余元。二人并没有小孩,当时物价水平普遍较低,大米不过一毛五一斤,豆腐八分钱一斤,二人的工资支持生活绰绰有余。
但是,周总理把自己的工资都用来帮助别人了,仅留下了基本的日常开销。
周总理的三弟周恩寿患了胃病,经常请假的话会十分耽误工作,周总理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缘故,请求组织对自己的弟弟特殊照顾,于是指示让周恩寿提前退休。
但是周恩寿考虑退休后,许多在职时候享受的待遇也会取消,工资面临大幅下降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延长了一段时间。周总理催促了好几次,周恩寿只好提前退休。
退休之后,周恩寿的家庭负担十分沉重。他家有六个孩子,只有两个孩子已经工作了,其中四个孩子还在上学,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很少。周总理从自己的工资中拨出200元来,要用于资助弟弟一家。
侄女周秉德却连声拒绝,周总理表示:“怎么了?我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的父母伸手向组织要钱吗?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让我心安?用我的钱就可以了,这样能少花人民的钱!”
就这样,周总理一直资助周恩寿一家,直到六个孩子全部成年工作。
除了自己的亲戚,周总理还会帮助身边其他有困难的人。司机钟步云因飞机不幸去世,周总理得知了钟步云的女儿要结婚后,专门送去300元钱作为贺礼。
另一位司机杨金明,家里有很多孩子,生活压力特别大,周总理知道之后,特意从自己的工资中拨出50块钱用于提高他家生活质量。
据统计,从实行工资制以来,周总理用于补助工作人员的花费,足有10218元。
周总理因为帮助他人,时常成为“月光族”,甚至有时工资用完了只能找邓颖超求救。那么他的账户下为何会有46万巨款呢?
这还要从1976年收到一封匿名信说起,与信一起的还有1.2英镑,约8万人民币。匿名汇款的是多利和刘本昆夫妇二人,那这二人究竟是谁?
战火中的跨国之恋
多利是英国的一名普通女性,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她丢失了原本的工作,为了继续生活,多利抱着简历四处求职,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在当时金融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作为中国与外界的枢纽,承担的不但是英国的业务,还有欧洲非洲其他国家的任务。多莉在进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不久后,便开始上手柜台出纳和其它相关金融业务,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被领导器重。
彼时大洋彼岸的中国水深火热,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都在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供远在欧洲的华人华侨捐款。
海外华侨正焦心不知如何帮助深受战乱迫害的祖国,知道了捐款渠道后,纷纷热心捐款。可是钱财动人心,这笔爱心款很快就发生了有心人士监守自盗的事件。
多利在二战中也曾颠沛流离,她清楚地明白这笔钱的重要性,为了阻止守护善款,多利偷偷地把募捐箱放在了柜台下面。可是正是这一份善心,差点让多利丢失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多利的行为明显伤害了贪污者的既得利益,他们将这件事捅到了行长那边,利用国民政府的威压,强硬的要求让行长开除多利。
多利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有人挺身而出为多利辩解,坚决反对开除多利,扬言道如果开除多利,他就把这些人监守自盗的丑闻公布出来。正是因为如此,银行留下了多利,而这个仗义执言的人就是刘本昆。
刘本昆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从清华大学毕业,随后进入了位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不久后,由于战火纷飞,影响到了刘本昆原先的工作单位,他来到了香港工作并被委以重任。因为精通英语,1943年刘本昆受公司委派来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正直勇敢的多利,侠义勇敢的刘本昆,二人彼此吸引,很快坠入爱河。几年后,二人结为夫妻。
二人志同道合,多利原本也是工人家庭出身,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敬佩,她在刘本昆的影响下更了解中国,爱上了中国。她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刘道蕊”。
二人时常用自己积攒的工资给国内捐款,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刘本昆一心想要回国报国,那多利是怎么想的呢?
“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取”
多利虽然知道,新中国成立,国内一切百废待兴,但是她作为妻子尊重且支持刘本昆的决定。
于是,刘本昆给银行总部的领导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回到祖国工作,我的夫人也十分愿意同我一起回到中国。为了能和丈夫一起回到中国,多利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二人回国的路十分艰辛,多利加入中国国籍的过程也十分曲折。等了整整八年,刘本昆终于接到总行回国通知。归心似箭的他尽可能快地变卖家产,东西半买半送,甚至连自己辛苦攒下工资购买的公寓也只以半价不到的1.2万英镑售出 。
回国后,刘本昆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工作,多利则在中国银行进口部门的欧美工作组负责制作各种进出口以及相应的财务单据。同年,他们将在英国贩卖房屋所得1.2亿英镑全数捐给新中国,希望可以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这么大的金额,谁可以让他们如此信任呢?他们想到了周总理。他们给周总理寄了一封信,匿名信上写着: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1.2万英镑,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希望将之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相信您。”
为了避免款项被退回,他们选择了匿名寄出。收到存款之后,周总理很快做出指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
但是由于当时是匿名寄出的,工作人员并不能找到汇款人。在病重的时候,周总理曾经交代:即便自己不在了,这笔钱也得找到主人,不能擅自扣留,为了更妥善地保存这笔巨款,银行工作人员将这笔钱就暂时存在周总理的账户上。
时间一过三十年,本金加上利息已高达四十六万元,银行贯彻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终于找到了刘本昆夫妇。但他们拒绝接收这笔巨款并表示:捐给国家的钱不能再收回来。
为了更妥善地利用这笔款项,银行领导商讨后决定,用这笔款成立基金,用于奖励优秀的银行工作人员。
结语
周总理逝世后,他的遗产约五千余元由妻子邓颖超代理,以特殊党费的形式上交给了国家,刘本昆夫妇的捐款由银行牵头,存入了银行专项基金会。
可以说,周总理的一生贯彻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用自己的一生为社稷和人民做着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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