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生命只有一次，怎样才能不虚度年华？从愉快的童年，到变成了落叶，再变成井底之蛙，一直到泥鳅跳龙门，作者的几十年经历堪称传奇。

我本是一片嫩叶，自由自在生长在茂密的树枝上，从树干吸取汁液，从大自然吸收阳光雨露。

寒流袭来，嫩叶凋零，被肆虐的秋风刮向远方的低处……

1966 年 11 月初的一个阴霾的黄昏，位于陕西咸阳西约 40 里路的西兰公路边上，一辆墨绿色的嘎斯敞篷卡车戛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了一位身穿褪色蓝色列宁装，留剪发的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和三个男孩子，司机帮忙卸下一堆行李。看着汽车掉头绝尘而去，母亲对孩子们说：“你们在这儿等着，别走开！我去找人。”

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已是晚上大约八点半钟。风尘仆仆的母亲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身穿黑色粗布农村装束，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和所拉的两辆架子车。“这是你们的三爷和四爷。”母亲分别指了一下高个子男人和矮个子男人，黑暗中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把行李装上车，说了声：“咱们走吧！”就拐上了一条通往北方的乡村土路。母亲带着孩子们跟在车后，一群人两辆架子车迅速消失在黑漆漆的秋风夜幕之中。

人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应该是充满美好理想，对未来无限向往的时期；更应是朝气蓬勃，胸怀远大抱负的时期。而我，一个诞生在新中国，生长在红旗下的五十年代儿童，六十年代少年、七十年代青年，在我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年龄开始，就在我逐步走向毁灭的家庭里，开始了我充满人生辛酸泪水的艰难生命历程。

杨凌之春

1961 年初秋的一个晴朗的周日下午，五角枫叶伴着秋风沙沙作响，杨陵农牧学校家属区附近的一个场院里，喊杀声阵阵，我正带领小伙伴们在用谷草堆起的“碉堡”里狙击“敌人”的进攻。大伙或用树枝、或用玩具枪做瞄准、射击状。“战斗”间隙，我和几个男孩爬到树上摘“高鼻子”，一种枫树果实，可以吃，补充给养。

三个小女孩进入到我们的视线，她们一路捡拾着落在地面漂亮的枫树叶子。

“发现敌人，准备战斗！”我大喊道。

大家纷纷跳下树来，站在炉渣路面上。

“投弹！”我一声令下。

炉渣雨点也似的向女孩们袭去。

“哎呀！”一位红衣女孩头上立时流出血来，哇哇大哭，我扔出去的一块拳头大的炉渣正好落在这位名叫王曼玲的女孩头上。

战斗戛然而止，“你家老四打伤人了！”“叛徒”随即产生，叫来了我父亲，其余孩子则作鸟兽散。

王曼玲小名曼子，是我的小学一年级同学，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的爸爸是附近一个单位的科长。

双方家长紧急把曼子送往杨凌镇医院，好在只是皮外伤。回想起来，这是我童年时期唯一一次闯祸。我胆怯地低着头等待父母的惩罚，奇怪的是，父母除了花钱给女孩治伤，去医院探视和向对方父母赔礼道歉，对我却只简单的说了句：“以后别再惹祸了。”父亲时任陕西省畜牧学校支部书记兼校长，因家里子女多，母亲没有工作。后来长大了，我才真正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为人师表的爸爸和慈祥的妈妈总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着孩子，像当时大多数多子女家庭一样，实行“放养式”教育，让孩子从自己的行为与教训中认识事情的好与坏。吸取了本次教训，我几十年中再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架。

父亲并不总是严肃，爱好广泛，比如作诗、打猎、唱歌、欣赏电影，对我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难忘的，在我脑海里记忆最深的，是父亲1959 年在西安农林水利干校工作期间，带我到西安东大街钟楼附近的“五一”影剧院欣赏的电影《万水千山》，红军勇夺泸定铁索桥的场景历历在目；开着中吉普到杨凌北边的塬上打猎，用的是一杆“中正式”七九步枪；带我去西安大众浴池洗澡的情景更像是在昨天，爷儿俩躺在小隔间的蒸汽里，尽情享受大池子里热水泡澡后的惬意。

1961 年 9 月，我开始进入位于西北农学院和省农校之间的张家岗小学一年级学习。那时周边地区不是农田就是树林，上学路上要经过一道足有一人高的垂直高坎和一片树林，林中土崖上到处都是几尺大黑乎乎的土洞，看不到底。冬天早晨六点左右，这个地方还是一片黑暗，七岁的我独自上学时受尽了惊吓。因为农校种有蔬菜，每个周一上学时给女班主任带一编织篮蔬菜成了我长久的任务。

像别的孩童一样，小学时期的我满脑子充满了幻想，即使 1960 年前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即使午饭只有一个硬柿子充饥，所看到的也同样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而且还有点儿调皮。只有 7 岁的我经常和哥姐一起去西北农学院操场看电影，如《华山美人鱼》，《雕龙记》，《追鱼》……，还有爬墙钻窗（礼堂角门上面的窗户）去农学院礼堂观赏禁止小孩、老人入内的黑白电影《夜半歌声》，听说这部电影曾经吓死过老年观众呢！西北农学院满校园的五角枫树林，一到秋季就变得一片血红，更让人难忘。

那几年，一到寒暑假，年轻英俊的西北农学院大学生侯东凯时常到我家串门，他是大姐的追求者。大姐当时年仅十九岁，正在陕西师范专科学校读书。

1962 年冬，杨凌镇唯一的大街上，铁道兵新兵集中训练的场景似仍在眼前。农校西侧练兵场上，手榴弹的炸响和枪声犹在耳边。一日晚间，我和哥姐拿着小板凳敲开了农校大门旁的角门。

“干什么的？”铁道兵哨兵厉声喝问。

“看电影的！”我答到。

我们去观赏电影《英雄小八路》。电影以当年的炮轰金门为背景，以几位少先队员帮助通信员在弹片横飞的战场维护通信线路的故事为素材。那一年，这部电影我看了六遍，一遍遍被小八路的英雄行为所感动。

脑海里，1963 年 3 月，雷锋同志手握钢枪的巨幅画像和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出现在农校办公楼大厅。

莲花寺之夏

1963 年初夏，父亲由省畜牧学校校长调任陕西省（华县莲花寺）鱼种场场长，我们从杨凌搬家到华县莲花寺火车站下火车，已时至半夜。这是一个极小的车站，昏暗的灯光下只有几只长条椅，当夜我们就蜷缩在椅子上。忍受了半夜的蚊虫叮咬之后，第二天清晨，鱼种场派了一辆马车拉走了行李，妈妈则率领我们徒步向鱼种场场部走去。走在一条小河沟旁，妈妈让我们用沟里的清水洗脸，并告诉我们：

“孩子们，以后我们不能用自来水了，在这里都得用河沟的水。”

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场部马拉水车的声响，看着一匹马蒙着眼罩，围绕水车一圈圈地转着，清澈的井水伴着清脆的水车声流进储水池，也流向场部的菜地……。

在父亲领导下，鱼种场终于有了第一辆汽车，是一辆蓝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父亲提出“以农养鱼”计划，号召职工在所有鱼塘边上都种上庄稼，在场部大院里种满蔬菜，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的生活水平。

到收麦子的季节，场部调用大卡车拖着碾子在操场一圈圈的碾麦子脱粒，我们几个孩子感到好玩，就爬上敞篷车厢随着汽车转了一圈又一圈。车箱上没有盖蒙布，夏日的骄阳火辣辣地照在我们头上，晒得人发晕。我们看见司机固定好方向盘，躺在座位上睡大觉，光脚搭在车窗外，任凭汽车一圈圈转着，真是胆大妄为。

偷吃场部的西红柿也成了我们最喜欢干的事。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大家乘卡车去华县城里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途中要经过一片白家河村的李子林，大人们手一挥，车厢里就落了一地的李子。车是一直开到电影院里的，大家一边在车上看电影一边吃李子，别提多惬意了。我们平时也经常到这片李子林去玩儿，吃饱李子后给果园看守一毛钱，可以再带走一手绢儿李子。我感到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水果之一，场部西侧党家河村的鸡蛋枣儿的甘甜也依然留在嘴边。

父亲当年喜欢带着我去欣赏戏曲、电影，因为弟弟尚小，带不出去。1964 年秋天的一个明月之夜，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十里之外的华县剧院欣赏秦腔《李慧娘》，至今不忘。

故事梗概：南宋末年，美丽善良的女子李慧娘母亲早逝，随父打渔为生。一日父亲打到一条“娃娃鱼”，父女一同拿到集市，被奸相贾似道碰到。贾似道打死了慧娘的父亲，抢走了李慧娘和“娃娃鱼”，从此慧娘被逼迫成为贾似道的小姬，慧娘终日泪洒衣襟。一日，慧娘在西湖画舫中偶然瞥见了折花的公子裴舜卿，不经意间想到了自己的不幸，一时忘情，无意中夸赞了一句：“美哉、少年！”不料被贾似道听到，竟然杀死了慧娘。穷凶极恶的贾似道，又迁怒于那个更其无辜的裴公子，派人囚禁了他。

屈死的慧娘冤魂不散，到阴间判官处喊冤告状。判官非常同情慧娘，并相赠“阴阳扇”帮助慧娘重返阳间报仇。慧娘历经艰险，杀了仇人救下了裴公子。在复仇的过程中上演了一场千古传颂的“人鬼情未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自行车大梁上，胳膊搭在车铃铛上，脑海里满是李慧娘复仇的故事，结果把铃铛盖弄丢了。父子二人在洒满月光、原野之间孤寂的小路上向县城方向找了许久也没找到。

鱼种场场部养猪场有一位漂亮的女工齐金燕特别喜欢唱歌，我们都特别喜欢她一边唱歌一边工作的样子，当然也更喜欢听到她百灵鸟般的歌声，特别是那首《珊瑚颂》。沈玲娣是另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工，惹起了场部青年人多少热辣的目光。

1964年夏天，华县罗纹河发大水，洪水卷着山里人的房屋木料、家什奔流而下，一个女孩子趴在箱子上随波逐流……，巨大的麦草垛子飘飘荡荡，像是水上浮舟。

鱼种场位于铁道北的鱼塘大部被水淹没，职工被围困在孤岛上，食物只剩下平时积累的干鱼片……。我趴在给被困人员送给养的小船上，亲眼目睹了那场大水。除尚未被淹没的孤岛之外，就是已经停运的铁道路基将大水分隔两边。

我到父亲单位西邻的村子，党家河小学上三年级。学校只有一个高挑个儿曹姓女老师，仅有的三个年级挤在一间大庙里。四年级时转入位于单位北侧约一公里的白家河小学，每次上学路上都要经过一片参天白杨树林，林中是一片坟地。一到夏天的晚上，这个地方都会有无数萤火虫上下飞舞，有时还会有片片鬼火。场部有一位曾经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经常向我们这些孩子不是讲朝鲜战场，就是讲本地的鬼故事，吓得我们晚上不敢出门。

场部东南方向约 5 里路就是现在的陇海线新莲花寺火车站，火车站北侧有一个犯人劳改厂，犯人的工作是用小铁锤砸铺铁路基用的石头，因此这个厂也称为“石渣厂”。当前的陇海线大动脉华县段及其附近的铁路路基就是用犯人手工破碎的碎石铺成的。犯人中有干部、工程师、演员、工人、农民，不乏多才多艺之人。到石渣场观看犯人演出，欣赏电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一大乐事。

当年的铁路在老莲花寺车站和新莲花寺车站之间有一个长达几公里的巨大“S”形，这主要是因为北侧铁路路基松软，不得已拐到现在紧靠秦岭北麓地基较坚实的新陇海线位置。由于设计错误，设计工程师被判刑，也被关在该石渣厂劳动改造。

莲花寺车站往南，就是现在驴友们向往的“少华山”。从莲花寺到少华山首先要经过一座宝塔，里边供着唐三藏师徒四人的塑像。附近河沟里有一个硕大的巨石，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脚印，老乡说那是孙悟空当年铺佐唐僧西天取经时留下的。从这个地方再往南到山脚下，有一大片参天毛竹林，时常有绿色的蛇盘踞在竹干上。在竹林深处有一个不大的古庙宇，住有两老一少三个和尚，两个老和尚都已年逾七十，整个庙里的杂役都由年仅十一二岁的小沙弥操劳。看到小沙弥褴褛的衣衫和忙碌推着石磨，浑身面粉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难过，他那么小，比我大不了几岁，干那么重的活计。

从竹林再往南就进山了，大约两小时路程，爬上一处山岗，有一个巨大的寺庙“潜龙寺”，古木狼林，千年古柏，映衬着红墙碧瓦，伴随松涛阵阵，好一派神佛净地。特别是当寺庙钟声敲响时，使人不由得想起一部国产电影《古刹钟声》。

母亲善于讲故事，经常讲发生在我们兄弟之间至今回想起来都让人忍不住发笑的趣事，比如互取外号等。

“你小时候是个破坏分子。”妈妈风趣地说：“家里的东西总是被你拆个七零八落。问你在干嘛？你总是大人一般的说‘我修理呢。’”就这样，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成了周围年轻人中动手能力最强的人。

我们晚上躺在床上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听她讲故事。以下就是她讲给我们发生在当地农村的一个有关盗墓贼无意中救了一位新媳妇的故事，至今不忘：

1964 年正月初六，南马村一家马姓人家给儿子娶媳妇，新媳妇姓柳，来自柳镇的一户人家。

婚礼十分隆重，嫁妆堆积如山。然而喜极而悲：当地习俗要求新媳妇吃两只煮鸡蛋，意思是好事成双。新媳妇在吃第二只煮鸡蛋时被闹新房的青年人一推，完整的鸡蛋滑入新娘子的气管……。新娘子瘫了下去，气息全无。

“红事”顿时变成了“白事”。年轻人暴死不能过夜，穿戴一新的新媳妇被埋葬在马家祖坟。南马村紧靠南山，这儿的坟墓多半依山而建，墓坑紧贴地面，上盖条石，然后是坟丘，有时从封墓的条石缝隙还可以看到里面半朽的棺木。

当天黑夜，一道黑影出现在新坟旁，拉开封墓道的条石钻了进去。打开棺盖，盗墓贼用一个绳子套一头套在死者脖子上，另一头套在自己脖颈上，将死者拉着坐了起来，然后摸黑脱取死者身上的衣物……。

随着死者被盗贼拉得一起一伏，只听得死者喉咙里一声响，一股热乎乎的气息正好呼到盗贼脸上。

“妈呀！诈尸啦！”

盗墓贼一声惊叫，拔腿往墓外冲去，忘记了脖子上的绳套，女尸被拉得斜靠在棺材沿上，和盗贼脸对脸。

“大哥，救我！”新娘子不失时机地呼救道，气若游丝。

“你……你……，是人是鬼？”盗贼已是七魂出窍。

“我没死，大哥！救我。”新媳妇伸出软绵绵的手：“你摸摸我的手，还热着呢！”

“啊！”盗贼战战兢兢：“真活着？”

“大哥，我是被鸡蛋噎住闭过气了，家里人以为我死了。感谢你救命之恩，您能不能把我送回去？我让家里好好的谢你。”

“可你已经死了，送你回去，我怎么说？别人怎么看我？还不被抓起来？”

………

“那我跟你走，因为你救了我，我就做你的媳妇！反正对家里人来说我已经死了。”……沉默片刻，新娘犹豫地说。

“可我有老婆，要不是揭不开锅了，也不会来盗墓偷取死人衣物。”

“干脆，要不嫌弃，你就认我这个哥哥，我也好向你家有个交代。”盗贼一副侠盗心肠。

夜风中，侠盗搀扶着新娘子向新认的妹妹家蹒跚而去……。

那座坟茔成了新娘子的再生之地，她每年都会来祭拜。这件事一时间在华县、乃至邻县传为佳话。

还记得妈妈给我们讲的第二个故事“白雪红心”。

讲的是一个雪天的夜晚，迎春生产队女社员李荷英，产后得病，很是危险。生产队长王飞鹏，连夜冒着大风大雪，到邻队去请医生。不料，在回家的路上，医生不慎掉进了一口废井里。王飞鹏奋不顾身，跳到井里去救医生。由于井壁很滑，无法爬上来，王飞鹏只好站在齐胸深的井水里，让医生骑在他的脖子上。等到村子里的人找来时，发现王飞鹏已经牺牲。由于医生得救，最终病人也安然脱险。

那个年代，用现在的话去描述，社会到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丹江畔的秋日

1964 年底，父亲调任商洛农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商洛农校位于美丽的丹江河南岸，与河北的商县城区隔河相望，连接两岸的是一座木质大桥。我开始进入位于城西的商洛师范附属小学读五年级。

在这所小学，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正规小学教育，读了很多课外书。记忆最深的两本书，一本叫做《中国民间神话故事》，第二本（套）是《十万个为什么》，也是第一次学会讲普通话。正是在那个时段，激发了我对科学从未有过的新奇感。也是在哪个时段，我读了很多当时流行的小说，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就在前几年我还特意买了一本新版的《林海雪原》，以为收藏。

班主任名叫孙惠芸，一位非常漂亮、普通话非常标准的女老师，她的丈夫张老师是小学的美术老师。由于张老师经常给我的美术作业打百分，我发现了自己的绘画天赋。

我是借书组长，每到周六，我都会去学校的图书馆去借八本书，周末我会把所有借来的书都通读一遍，周一再发给本组其他七位同学，于是，周末我都沉浸在书海里不能自拔。我家也终于有了第一台收音机，是一台红梅牌电子管台式收音机，花了 54 元，它可是我们家的至宝：放学一到家我们就守着它听广播。

我们家就住在农校最南侧的山岗下，屋后有一片柿树林。农校满校园都是无花果树。父亲的办公室位于农校中心靠北位置，在父亲办公室和学校大门之间是农校的大操场。出了北侧大门不远就是丹江。

我把一枚新鲜的、砸掉硬壳的杏仁在耳朵眼里放了至少两个礼拜，因为有大一点儿孩子告诉我，那样可以孵出小鸡崽儿。

我做木头枪、玩弹弓，弹子经常落到别人家屋顶上叮当作响。一次竟然一个弹子打下两只麻雀……。

我喜欢放学后走出学校后门，穿行在稻田梗上、丹江桥上的感觉。喜欢听稻田里青蛙的鸣叫和丹江清澈流水的哗哗之声。有时候还和伙伴们下河捞水草喂农校养的猪，或钻到丹江桥下的桥墩上，俯瞰滔滔江水。

父亲经常给我戏票，让我在地委礼堂欣赏戏曲、话剧，看完戏曲我会独自或带着弟弟在夜色中回家。记忆最深的是由商洛剧团演出的秦腔《芦荡火种》，后来文革中被改编成《沙家浜》。还有一部话剧《烈士墓前》，我至今仍能唱出剧中主题歌的全部歌词：

“穿过小山岗，越过青草坪，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

举手行队礼，献上花圈表表心。

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岗铁镣响叮叮，

没有你们洒热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

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不怕山高路不平。

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脚印，永远奋勇向前进。……”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每日都是阳光灿烂，没有阴雨。

那时的我，幼稚、天真、幸福。

那时的我们，已经感到肩上的责任，就是继承先烈遗志，做一个革命接班人。

那时的我们就如同处在金色收获的秋季，收获的尽是对未来的向往。

没有想到的是，秋天竟是如此短暂，严寒的冬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