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罗荣桓说自己是政工干部：功劳小资历浅，不应评元帅！

罗荣桓在十大元帅中，应该算是最特殊的一个。

元帅有多种类型。

有像朱德和彭德怀这样的军队最高级统帅，有像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这样率大兵团横扫一方的军神战神，也有陈毅、聂荣臻这样综合能力很强的军事家，当然，还有关键时刻屡立大功的叶剑英元帅。

而罗荣桓，和上面任何一位元帅的情况都不同。

罗荣桓是军中做出了多方面贡献的领导人，而且每方面的贡献都很杰出。他的政工能力当然非常出色，但如果只把他视为一个政工元帅的话，那还是低估他了。

从参加秋收起义开始，罗荣桓就成为毛泽东最好的学生，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从长征路到延安，再到山东和东北，罗荣桓成为最杰出的政工干部，军队的战斗力在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方面，罗荣桓绝对是军中第一人。

除了政工工作以外，他在山东根据地的建设、在东北期间的兵源扩充以及出色的协调能力，这述贡献任何一点，其实都是元帅军衔的有力背书！

所以，如果要评选谁是元帅中的复合型人才，或者说谁是典型的军政双优型元帅，那非罗荣桓莫属。

罗荣桓是最让人惋惜的元帅。

毛泽东的好学生很多，包括井冈山上的林彪、罗荣桓、萧克等，能自始至终不犯错误，一贯坚持低调工作的，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罗荣桓。

自从秋收起义起，罗荣桓就追随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对罗荣桓一直寄予厚望。

毛泽东一生，参加过很多人的葬礼，解放前最有名的莫过于为林彪的堂兄张浩（林育英）抬棺。

张浩是早期党内重要领导人，曾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关键人物，长征之后又是他及时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来张浩任八路军129师政委，而张浩的堂弟林彪则任115师师长，毛泽东不无调侃地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

张浩去世之后，毛泽东极为悲痛，他亲自为张浩抬棺，这在他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但在解放之后，毛泽东极少参加自己同志的葬礼，仅有的就三次：一次是任弼时，一次是陈毅，还有一次就是罗荣桓。

本来，罗荣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委以重任，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重要职务，但他身体不好，战争年代积劳成疾，又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尽管去过苏联医治，也切除过肾脏，但健康状况还是不容乐观。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北京，年仅61岁。

他是十大元帅中最早病逝的，也是去世时年龄最小的。当时国内国际局势变化剧烈，正需要这样品行和能力都十分突出的人，罗荣桓的去世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他是十大元帅中最让人痛惜的一位！

罗荣桓评为元帅的四条硬核贡献：军内无人能及。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并不以军事见长，当然罗荣桓军事才能非常突出，这是很多专家曾经提到的，否则也不会评为元帅了。

但罗荣桓之所以被评为元帅，并不是他曾率大兵团独立作战而建立的赫赫战功，罗荣桓的贡献是立体化和多方位的，综合来讲共有四类。

第一，罗荣桓是部队政工干部第一人。

人民武装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这一点上，罗荣桓做出的贡献可谓军中第一。

建军史上的“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几乎同一时间，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一直到古田会议，人民武装建立过程中政治工作的重大事情，罗荣桓全部都参与了。

部队政治工作中，毛泽东是头脑，罗荣桓是手脚，毛泽东思想在部队政治工作中的体现，则是由罗荣桓完成的。说罗荣桓是部队政治工作第一人，是名副其实的荣誉。

第二，罗荣桓是军内屈指可数的根据地建设大师，山东根据地对后世战争的影响极为深远。

平型关大捷后不久，八路军115师几位主要领导人实行分工，林彪因被友军误伤，因此淡出一线指挥；聂荣臻留在五台山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罗荣桓和陈光则率军进入山东。

山东当时的状况非常复杂，存在我军、日军、顽军、伪军等多方势力，就是我军内部，指挥也不统一。既有山东本土的抗日武装山纵，也有八路军系统，虽然成立了徐向前为首的第一纵队进行全面指挥，但这套系统还没有有效运作起来。

罗荣桓进入山东后，在徐向前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山东地区的军政管理，花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协调陈光、朱瑞、郭洪涛、黎玉等人的关系，用了好几年才把山东的党政军指挥系统统一起来。

到抗日战争末期，山东根据地已经建设成为全国最优的根据地，最大的特点是兵源充足，后来天下无敌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基础框架都是由罗荣桓的山东根据地提供的。

如果没有罗荣桓，我军的面貌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罗荣桓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山东的作用非常赞赏，他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第三，东北野战军威震关外，罗荣桓的作用最为关键。

林彪进入东北的时候，身边没有一兵一卒。

这个时候，罗荣桓和黄克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罗荣桓奉命率领山东军区的6万精锐渡海来到东北，组成东北野战军的前身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最基本班底（留在山东当地的部队后来成为华东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克诚则率领新四军第3师的3万多人从江苏一路步行走到了东北。

黄克诚是十位大将中最有特点的军事家，他生理上近视，但战略上却极略远见，是党内最早提出经略东北的高级将领。他敏锐地看出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将成为真空地带，谁先占领东北，谁就掌握了中国战局的胜负手。

黄克诚不仅向中央提出要占领东北，而且身体力行，亲自率新四军第3师的3.5万人从苏北一路跋涉来到东北，这一路，全是靠两只脚板走路，以至于减员严重，到东北之后，只剩3万多人。

罗荣桓山东军区的6万人，黄克诚新四军3万人，这9万人是东北部队的基础，因为当时林彪手中七拼八凑，一共才11万人马。

但这还不是罗荣桓对东北部队贡献的全部，更高潮的还在后面。

东北部队从刚出关时的11万，三年之后重新入关时，却高达百万大军，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扩充速度，罗荣桓要居第一功。

林彪的东北大军在关外并非一帆风顺，最初也有被敌军追着一路逃过松花江的经历，因而部队也产生了较大损失。

这一问题是罗荣桓最终解决的。

东北和关内不一样，东北没有根据地，抗联几年前就退到苏联了，刚建立的根据地基础不牢固，征集来的新兵既没有政治觉悟，也没有战术素养，一听枪声就吓蒙了，甚至有人逃到敌人那边。

针对这种情况，罗荣桓建立了“二线兵团”，新兵入伍之后先在“二线兵团”接受严格训练，在根据地土改的基础上提升政治觉悟，再由经验丰富的一线指战员进行战术指导，合格后再充实到一线兵团。

就是用这一套办法，罗荣桓在短短时间内训练了150个团的新生力量，这种扩充兵源的方式并非他在东北的原创，早在山东军区的时候罗荣桓就用过类似办法，只不过稍加创新而已。

罗荣桓兵源大师的名头不是盖的，如果说这方面他是军中第二的话，就没人敢说自己的第一了。

林罗刘大军在东北所向无敌，后来进入华北后又逼降傅作义60万强敌，之后进行南线大追歼，我军最为凶顽的敌人白崇禧桂军就是被林彪消灭的。东野（四野）战力排在四大野战军之首，林彪居第一功不假，但幕后第一功却属罗荣桓。

第四，东北群英荟萃，三分之一的政治局委员在东北，全仗罗荣桓的协调之功。

正是因为东北对全国战局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显著，所以中央在东北布局了精兵强将，七大选出的13名政治局委员，有三分之一都在东北。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决策极为英明，正是从林罗刘的东北野战军开始，发动辽沈战役，战争的天平开始向我军倾斜，在此之前，一直是敌强我弱。

但强人太多也有问题，大家都是能人，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现象，也会因个性不同、侧重不同、经历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和矛盾。

所以，才会有林彪以一个普通中央委员的身份统领四大政治局委员的现象。

陈云是党内财经第一人，资历极深，遵义会议时就已经是政治局常委。

彭真是白区地下工作代表，对城市建设有特殊经验，个性耿直而强硬。

张闻天曾是中央最高负责人，理论水平数一数二。

高岗是西北红军代表人物，从他后来在新中国的职务和影响就能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了。

后来，尽管中央从组织上明确了林彪的地位，担任东北局书记。但林彪是典型的军事干部，不懂人性世故，也不喜欢各人打交道，于是，协调上述这些重量级人物的重任就落在罗荣桓的肩上。

而且，同为单纯的军事干部，也有很多需要协调的事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战将陈光是林彪的老部下，但经常和林彪发生冲突。所以，东北党政军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罗荣桓来协调。

罗荣桓性格宽和而敦厚，党性很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这种低调和务实的作风，东北上上下下无人不买帐，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之所以能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块儿使，罗荣桓协调之功不容抹煞。

1955年授衔，罗荣桓向中央报告，自己是政工干部，资历浅、功劳小，不适合当元帅。

1955年授衔前后，罗荣桓的位置十分重要，也十分敏感。

当时罗荣桓正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负责协助彭德怀掌管全军的军衔评定工作。

当得知自己即将被授予元帅军衔时，罗荣桓很不安，他向中央写报告，提了自己的三个“不足”，要求降衔。

第一，自己是政工干部，军功不足，不像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和徐向前这些率军纵横的高级将领有那么突出的军功；第二，自己的从军资历较浅，有很多在军内奋斗多年的老同志比自己更有资格；第三，自己主持全军授衔工作，理应做好带头作用，不以权谋私，避免给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印象。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罗荣桓没有写，那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低调又内敛的人，不争名不图利，有过错自己承担，有功劳应让给别人，正是这种个性促使他做出了让衔的决定。

当然，他的报告没有被中央批准，毛泽东认为，元帅中不能少部队政治工作者的代表，况且，罗荣桓在山东根据地开辟过程中的贡献，在东北扩充兵源中的努力，在维护全军团结方面的作用，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毛泽东最为看重的，是罗荣桓在辽沈战役中的作用。

林彪在锦州大战之前犹豫不决，军委几次催促无效，毛泽东大为光火，后来还是在罗荣桓的坚持之下，林彪才下定决心。林彪的犹豫有他的道理，但在坚持军委战略目标方面，罗荣桓作用非常明显。

毛泽东在罗荣桓去世后说“战锦方为大问题”，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当然，一般认为，毛泽东这句诗句在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也有引申，说是如何确保新中国的锦绣江山不变色的问题。

最后，在1955年的授衔中，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排在陈毅之后，徐向前之前，列十大元帅第七名。

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仰天长叹：你走了，国家再有疑难大事，我还能再去问谁啊？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于北京。

消息传来，毛泽东悲痛不已，他亲自出席罗荣桓的葬礼，为纪念他这位好学生和老战友，毛泽东挥毫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写悼词诗词极少，最有名的两首中，一首是怀念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另一首就是悼念罗荣桓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也许毛泽东已经以他非凡的政治嗅觉意识到中国将迎来一个异乎寻常的年代，而他最为看重的老战友却离他而去，因此他才发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