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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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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田峪村是渤海镇的辖村。村域地处慕田峪沟谷中部，西南距辛营村1.7公里，西北距营北沟村1公里；东、北于山脊处与雁栖镇分界。慕田山谷虽然不长，却因明长城横跃山口、敌楼雄峙、关塞宏阔、植被茂密而享誉中外。

一、成村与得名

元末明初，有200个军屯户，分散屯戍在大榛峪东至慕田峪七个隘口内，其中慕田峪沟谷内有20几户。这些屯户在文献中被称为“老军”，这些屯军都是元末明初屯户的后代，他们所在的屯戍地就是慕田峪村的雏形。

明嘉靖十二年，某巡按御史向朝廷建议：“黄花镇、渤海所最称要害。请审处黄花、渤海二地之戍兵，选七陵班军一千，谕以利害，丰其粮储，给以田地，便其耕牧及营室造屋，以安其居，与渤海卫所各口老军协同防御”。如按当时的十七个隘口计算，慕田峪应分得50人。相对家庭而言，每名军人就是军户的“正丁”，所以在慕田峪口又增加了50个常住军户，每户都分到了用以耕、牧、盖房的土地山场。至此，加上20余户老军，便有70多个屯户聚落在慕田峪山谷，且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军政管理。因此，可以根据“给以田地，便其耕牧及营室造屋，以安其居”认定为，慕田峪成村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左右，至今已有480年的历史。

慕田峪村、慕田峪关、慕田峪堡、慕田峪长城等，都是以一条名为“慕田峪”的山谷而命名，可有关慕田峪之“慕田”的说法却有很多。

慕田峪之名，在明清奏疏、敕书、碑刻以及近代史志中，曾将“峪”记之为“谷”，把慕田记为“募田”、“木田”、“墓田”或“摩天”等。经查，明代的早期文献中有“募田”、“墓田”字样，尤其是嘉靖二十年的《九边考》多是记作“墓田峪”。嘉靖三十年以后的文献，则是“募田”、“慕田”并用，而“摩天峪”，仅在怀柔万历年县志中出现过一次。

现存史料可证，慕田峪之“慕田”，源于历史事件，其原始名称应该是“募田峪”，在得名时间上，早于明代。辽金时期，昌平北部的慕田峪一带，曾是“募民垦种”之地。所以，“慕田”源于历史上的“募兵屯田”或“募民植果”事件。至于由“募民屯田”到今天“慕田峪”的演化，应是明嘉靖年扩建慕田峪正关命名时，巡抚或总督，将这一丘岗叠翠、土厚水丰、令人向往的“募田谷”，改称为“慕田谷”的。

因此可归纳为：先有人类活动；进而出现有组织的屯田活动，为方便生产生活，取募民屯垦之义标称沟谷、地块，随之出现了“募田谷”名称；附近设立的屯寨、关塞、城堡，也以所在地的沟谷为名；明代中期这里有了较为稳定的半军半民组织——“慕田谷屯寨”；明末清初，军屯彻底转变为民屯，形成慕田峪村。

二、村史事件

在明廷迁都北京以后的200多年里，慕田峪，作为一个军事地理名词曾频繁出现在文臣武将的奏疏、皇帝敕命以及军事史志之中。凡有关慕田峪的归属划分、城垣防线的修建、屯田植树、蒙古朵颜部入犯、朝廷历年对关外蒙古人的抚赏等项，无不详载史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历史事件了解慕田峪村的发展脉络。

1.“禁樵养树”

明代的“禁养树木”，是一项重要的戍边政策。“禁”就是禁止在边地砍柴采薪；“养”就是栽植培养树木。

永乐七年，朝廷建皇家陵寝于黄花镇之阳，因忌山后动土有伤龙脉，便划黄花镇至红螺山为禁山。嘉靖二十九年发生“庚戌之变”后，朝廷再次强化“禁养”令。弘治九年朝廷“斟酌黄花、渤海等可栽种树木之处，严令边将督率所属，于历年三月栽植”；并对“已经砍伐者，督令趁时补种，务要林木稠密，以资障蔽”。

嘉靖四十五年，蓟辽总督刘焘会同守备太监张保山，踏勘渤海、慕田等禁山隘口，决定“稍候冬初，于各处以树株（树苗），相地栽种，务使错杂成行，培植如法，足以限隔虏马，方为长计”。这一年，昌平、黄花渤海等地，共栽植柳木等树630万株。

隆庆二年，蓟、昌两镇“沿边墙内外虏马可通处，俱发本路主、客军兵，种植榆柳桃杏”。这年又栽植榆柳928万株，播种桃杏等种子556石5斗；隆庆三年，驻渤海所副总兵程九思率军民，在慕田峪至西水峪 “沿边植杂树54980株”；万历初，皇帝勅命黄花镇驻渤海参将蔡勋：“分守城堡，督瞭墩台，防御贼寇。于附近处所，宜设法禁、养树木，杜绝贼路”。明朝的“禁樵养树”活动，涉及慕田峪村域所有的山场谷地，使慕田峪山地得到了全面的开垦。

2.关塞战事

嘉靖十一年，十月，“虏骑”数次闯入擦石、磨石口抄掠。渤海所千总谷寿、百总郭祥，率军出关追击遇伏，官军一百三十余人战死。随后，蒙古部族肆无忌惮，徜徉来去，纵横抢掠，慕田峪、桃峪等军民屯户饱受劫掠之苦。

《明史?外国传》载：“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朵颜三卫夷人，假以叩关求乞，攻围墓田谷，戕杀守备陈舜等。副总兵王继祖、提调官刘道引兵击之，斩首三十余级”。

这两次发生在慕田峪附近的战事，对朝廷震动极大。直接促进了，昌镇的建立；长城的大规模修筑；渤海所新营城（今辛营村）的修建。隆庆三年，仅慕田峪关就“创修空心敌台二十二座，楼房四十四间，官厅房三间，铺房一百四十九间”，同时重修加固了慕田峪正关，完善了关内的道路。明末，这些房舍、城堡、道路都成了慕田峪村的基础设施；其村后的城垣、正关以及“慕字壹薹”至“慕字贰拾贰薹”敌楼，至今都是宝贵的长城文化遗产。

3.民族融合

明代，居住在关外秋厂、八道河、西栅子等近边的蒙古部落，经常到慕田峪关口用牛羊马匹与内地人交换铁锅、棉花、布匹等生活物资。

慕田峪正关台的三座楼，除用于“宿兵储器”之外，还临时聚储抚赏物资，接待蒙古部落首领，举行抚赏仪式等。历年的抚赏之日，总兵或副总兵、昌平兵备道、巡按御史等文臣武将都要到场。关门之外，军卒列队两侧，击鼓吹号。主赏官员宣读皇上恩诏后，受赏“属夷”依序而前，按额受赏于关下。

慕田峪负责抚赏的蒙古人共150名，每年入秋，按额每人赏银一两。除此，在抚赏之日，黄花路衙门还要采办布匹、肉食、米饼、烧酒、食盐、铁锅、桌子、苇席等生活用品，赏给本日来到慕田峪正关之下的“属夷”。蒙古人也会把良好的种马献给黄花路，用以屯牧繁殖。万历以后，关内外民族交流愈加频繁，促进了慕田峪村的发展。

4.明末的鼠疫

崇祯七年，华北鼠疫爆发：“天行瘟疫，朝发夕死，一夜之内，百姓惊逃”。昌平志记载：“崇祯十六年，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当时属于昌平州地的慕田峪村，也惨遭鼠疫风暴。

明末，慕田峪城堡内外的部分军屯户，渐渐过渡为为昌平州所属的民户。此时的慕田峪村约有六七十户人家，主要族群为张姓和李姓。在疫情肆虐之际，有能力的携家远逃，四散而去，无力或不愿离开的多是阖家死难。据今天慕田峪老人叙述，村里有一个常年在山上放羊的张羊伴，他在数十天里，不停地掩埋村人的尸体。由于经常接触病毒，他体内可能产生了抗体，张姓羊倌竟然没被感染。最后，他用羊奶救活了李姓家族留下的一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

两三年后，羊倌给孩子取名时，想起孩子母亲临死前喉咙里发出“宽，宽”的声音，就为孩子取名为李宽。李宽长大成家，李姓又开始在慕田峪繁衍生息。如今慕田峪村人都知道李姓家族敬奉张姓为祖先。直到现在，每年的清明节，慕田峪的李姓家族都要为张家填坟扫墓。这一独特的祭扫风俗已在慕田峪村延续了三百多年。

5.清初村况

随着明朝退出历史舞台，经过了干旱、鼠疫和战乱的慕田峪村，又渐渐出现了生机。清王朝接管了慕田峪关堡后，派有少量军卒戍守。一些因战乱、瘟疫逃离的民户也陆续回到家园。随着清初的圈地运动愈演愈烈，平原地区的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同属昌平州口头村的失地农民，知道慕田峪一带有很多残垣颓院以及荒落的山坡地，于是便有赫、王、杨等姓渐次迁入聚居。至康熙中期，慕田峪沟谷内，再次形成了完整的村落。民居聚落呈南北带状，面积为9.7万平方米，有南北主街一条，约有120余户。

三、归属变化

明嘉靖三十一年以前，慕田峪军民聚落区辖于蓟镇密云西路；嘉靖三十二年至清初，辖于昌镇黄花路和昌平州。民国初期为昌平县第四区的属村。

194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滦、昌、怀联合县。慕田峪、沙峪、渤海所、庄户、大地、八道河等村为联合县第一区。区长李芳龄三十多岁，他与肖遵一、卢化民等在长城内外，发动群众，从事抗日活动。由于慕田峪是关内外通道，区干部经常在村里落脚。当时，被慕田峪人称为“李大胡子”的李芳龄区长，经常住在“堡垒户”李自荣家。

1942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经济封锁，滦昌怀地区遭受了严重损失，县委书记樊凌玺不幸牺牲，50余名干部被迫转移。期间慕田峪人民在残酷的岁月里，不顾危险，积极为区干部报送敌情、联络转移、配合掩护，为保护抗日干部作出了重大贡献。李芳龄区长撤离之际，慕田峪村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李宗义，跟随李芳龄参加了革命。1943年春，滦昌怀联合县恢复，继续开辟巩固抗日根据地。1948年慕田峪入怀柔县第二区，村里成立了妇救会、农会、抗勤会等组织，慕田峪人民又积极加入到了支援前线的解放事业热潮中。

新中国建立后，慕田峪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开展生产自救，恢复生产，拉开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序幕。由于慕田峪村聚落在低山丘陵区间，岩壤厚，保水好，且有良好的林果生产基础，所以这里的干鲜果品久负盛名。早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慕田峪出产的果品就通过苇店——三渡河——凯家坟——北宅——桥梓——高丽营驮运道，运往牛栏山、顺义、北京、天津，或经驼岭关南运昌平、经三岔北运四海、永宁、赤城等地销售。

慕田峪大队成立于1958年，曾隶属于“八一人民公社”；1961年属入辛营公社。这一时期，慕田峪建立了果树专业队，果林业迅速发展，干鲜果品年产量5.2万斤，林业年产值18万元。1958年12月，村林业队长李宗德作为农业先进代表参加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北京市怀柔县八一人民公社新营工作站慕田峪果树专业队”获得了周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1983年慕田峪属入三渡河乡；1986年划入慕田峪旅游办事处；2014年8月，改属于渤海镇。

四、慕田峪的旅游业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精华段落，慕田峪长城早在清代就被人们关注。清代的孙学诗、刘庆堂等人都留有游览慕田峪长城的诗作。

1980年，北京市文化部门的领导及长城专家来到怀柔县，初步考察了黄花城长城和慕田峪长城。1981年10月11日，1982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市政府关于开发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的请示。1983年3月17日，慕田峪长城开发工程破土动工。

经1983年、1988年、1991年三期工程的相继完成，共修复长城游览段3000米以及24座敌楼、敌台、铺房。同期，登城步道、停车场、缆车、餐厅等附属设施也全部投入使用。1988年4月29日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经过了三年修复工程和两年的试营业，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

慕田峪长城景区，自1986年试营业以来，凭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美丽的自然景观，很快就跻身于北京著名景点之列。慕田峪长城于1984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被评为新北京十六景之一。

2000年慕田峪长城被评为全国风景名胜区先进单位；2001年随“万里长城——北京段”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 年被评为 4A 级风景区；2006年被评为旅游景区最佳游客中心、首都文明旅游景区；2011年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13年，怀柔区为配合筹办国际高端会议，进一步提升慕田峪长城旅游区的配套服务水平，决定对慕田峪长城旅游区进行改制。目前，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公司名称已正式变更为“北京市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改制是为对慕田峪长城进行第二次大开发，改制后，山岭间的旅游综合服务区南北步道修缮完成；新旅游综合服务区的地下和地上停车场已经投入使用。此外，为了更好地为残疾人提供登城服务，在景区内的缆车站点修建了登城提升机，以及无障碍通道。

慕田峪长城旅游的快速发展，极大促进了慕田峪以及周边村落的民俗旅游。这些村庄以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地域文化、优美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加入的国际文化元素，实现了中西合璧，优势互补。一个既具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现代国际气息的长城国际文化旅游胜地，已经诞生在“不寻常”的慕田峪谷地。慕田峪村在继续传统林果业的同时，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建设，从而使餐饮、民宿等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全村各业收入以及人均收入更是年年突破历史新高。

三百多年来，当那首“慕田有谷异寻常”的古诗，吟行于世以后，在历年的阳春三月，都会有很多人到慕田峪欣赏那漫山遍谷的“千树桃花万树柳”。当然，古代的诗人不会想到他身后竟会有如此众多的知音；明朝的文臣武将在四百多年前，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禁樵养树”，会为慕田峪今天的山地文化打下深厚的基础；那些修筑长城的军卒们更不会想到，诞生于他们手中的防御工程，在数百年后会成为惊世的杰作。但今天的人们不但能想到，更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是用艰辛的汗水冲出了璀璨的山地文明。

“慕田有谷异寻常”，它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它承载了厚重的长城文化。今天，这条以“慕田峪”为名的沟谷，不仅属于一个古老的山村；不仅属于渤海镇，她属于世界，她是“长城国际文化村”。

【说明】第四部分，抄引于慕田峪长城旅游有限公司的宣介材料。

2016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