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字取名的寓意和含义？造字取名的寓意和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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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人们为便于言语交际为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它记载着历史的年轮，反映着生活的轨迹，常被学界称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地名学旁涉诸多学科，特别是语言学。本文基于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尝试建构“体认地名学”，以能从理论上更好地解释人们在命名地名过程中所遵循的“体认原则”以及“突显”和“转喻”机制。

关键词:体认语言学；体认地名学；突显；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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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通过语言的“指物性”建立了与世界的联系，这里的指物性包括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学界就两者先有哪个存有争论：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33）认为先有专名，茹奇凯维奇（周文德，2011）认为先有普名；更多学者认为两者兼有，它们并不互相排斥。

地名是人们便于交流指称地表特定位置的名称，它与周边环境、空间方位、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记载着历史的年轮，反映着生活的轨迹，常被学界称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6号决议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周文德，2012）。地名这一特殊的专名也已成为很多学科关心的课题，如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宗教等。正如帕尔默（Palmer 1983）所言，“地名的考察实在是令人神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之一”。

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由来、含义、发展、语词构成、命名机制、演变规律等的学问，关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既可从共时角度加以研究，也可从历时维度进行探索。这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一门具有浓厚跨学科味道的研究领域，已引起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

而随着体认语言学在国内的本土化发展，本文尝试将其与地名学融合在一起构建体认地名学（Embodied-cognitive Toponymy），就是运用体认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地名，解释地名命名机制的一门新兴学科。

1 体认语言学

20世纪的外国语言学主要经历了三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于语言先验论，实施关门打语言的策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基于语言天赋观，用形式化的方法实施关门打句法的策略）、雷考夫约翰逊的认知语言学（基于体验哲学，用十数种认知方式统一解释语言诸现象）。从语言学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学派的流行期约为50—60年。认知语言学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已近50个年头，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将落后于文学和译学的语言学理论带入到后现代时期，终于可使语言文学的三大方向同台对话。

但我们通过这些年的研究发现，体验哲学及基于其上的认知语言学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个时代节点上，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科研团队适时地提出了“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王寅2014，2019），体现了国外理论本土化的研究取向，尝试将“照着说、跟着说”的旧习改为“想着说、领着说”的实践。它们既传承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长处，也对其不足提出了若干弥补方案；既在理论上推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语言研究，也为教学实践提出了诸多新思路。

从上论述可见，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是基于唯心主义哲学立场来建构语言理论的，认知语言学尝试扭转这一立场，但只字未提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谓是一重大缺陷；在论述十数种认知方式时也未能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人本观来理解；对当前学界已成为主流的后现代理论缺乏足够的认识。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以弥补前人研究之不足，认为人类的思想、观念、思维、心智、语言等都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形成的，前面括号中的四个字可概括为“体”，相当于感性知识；后面括号中的四个字可归结为“认”，相当于理性知识（王寅，2021）。这一基本立场可提炼为“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

这一研究新思路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支持，如雷卿（2019）、廖光蓉（2019）、魏在江（2019）、张克定等（2019，2020a，b）、刘国辉（2020，2022）、钱冠连（2020）、胡壮麟（2021）、李洪儒（2021）、李鑫颖等（2021）、刘云飞（2019）、牛保义（2021）、潘文国（2021）、帖伊等（2019，2022）、王铭玉等（2021）、张智义（2021）、邹君等（2021）、胡安江等（2022）、刘辰诞等（2022）、王治河等（2022）、邬德平（2020）、徐峰（2022）、赵秀凤（2022）等。

在当今“平视世界”“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这一催人奋进的形势下，文人能为实现强国梦所做之事，便是与时俱进，有所担当，不断为全世界语言学界提出新理论。

2 体认地名学

我们基于体认语言学尝试建构“体认地名学”，认为地名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体”和“认”的加工过程，这也与我国古代早就提出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原则相吻合，如在甲骨文中就有很多依据自然环境来命名的字（华林甫，1999：5）“丘、麓、水、川、泉、土”等，在甲骨文中的“河”的构型

就取自河南安阳洹河（又名安阳河，安阳的母亲河。）的河道形状。虽然我们无法考证3,000多年前洹河河道的形状，但根据我们观察现今洹河河道的形状也酷似甲骨文的“河”字，这便是先祖通过身体的感性经验认识河道的形状，即“远取诸物”，这可以理解为“体”；再经过心智的理性经验和认知加工提炼相关要素造字取名，这便是“认”，这一过程与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殊途同归了，地名便是人们通过对客观世界地表特定位置及其周边自然现象等的体验，结合人文、历史等因素经过认知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地名便是通过这一体认过程而产生的。

汉语中的“湾”和“塆”这两个表示地名通名的字，音同，右边的“弯（表示弯曲之义）”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左边的偏旁不同，它们则表示不同的地形地貌，前者表示“水流弯曲的地方”，后者表示“山沟里的一块平地”（周文德，2013a），它们都是基于“诸物”而“取”的名字。在我国靠近江河湖海的地方可用前者，如：九龙湾、五谷湾、鲤鱼湾、草鞋湾、月亮湾等；远离水的陆地上地名可用后者，如：柏树塆、梅子塆、柿子塆、大树塆、梨树塆等。“塆”多指离水的，一块不平不直但也不陡的弯曲地带，故而从“土”，还与“对于靠农耕为主的古代农民来说，土地最为宝贵”的观念暗合，这也是体认的结果。

汉语中还有一对表示地名通名的同音字“沱”和“坨”，它们很好地记录了先祖们对居住环境进行“体”和“认”的互动体验和心智加工过程。先祖们依据“音同则义同、音近则义近”的原理，都用“tuo（名词兼量词）”这个音来表示“一片土地”，且发现了其地形地貌的差异，是“邻水”的一片地，还是“离水”的一片高台? 它们可很好地用来解释语言的体认性。

“沱”的意思是江河流速平缓的水湾或附近的地块，常可停船。因为西南方遍布江河水泊，它们多呈弯弯曲曲之状，在拐弯处形成不定形状的水湾，其中的水较其他地段流速平缓（还可能静止、回流或倒流），完全符合先祖们逐水而居的喜好和习俗，有如此地貌特征的地方就用上了带“氵”的“沱”，如地名:石盘沱（在四川）、金刚沱、牛角沱、李家沱、朱沱镇、石沱镇（在重庆）等。

“坨”指成堆或成块的东西，用“土”旁，说明它原来是指团形、块状的“一块土地”“地块”“蛇形扭摆状的长土岗（因右边的‘它’可指‘蛇行游走’）”。因为北方少水，先祖们养成了择高台而居的喜好和习俗（不会住在低洼的地方，易遭水淹），出现了与南方常用“沱”的对比，正说明了南北方人对所处环境和地形地貌在认识上的差异（周文德，2012，2013b），如：五里坨（北京）、王庆坨（天津）、黄沙坨（辽宁）、向阳坨（河北）、老虎坨（河南）等。

从上可见，“沱”和“坨”的南北方读音相同而写法差异，这都是不同地域的先民们对所处环境和地势地貌体认的结果。他们都用“tuo”这个音表示“一块土地”或“一团土地”，这是共识，符合汉语“音同则义同，音近则义近”的基本原理，然后分别在“邻水”和“离水”层面上作出区分，以满足他们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逐水而居”和“择高台而居”的常识和习俗。

再如：“塬”指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四周陡峭，山顶平坦如台状的高地地形，据《国语》记载，陕西原名“陕塬”，这是根据当地独特的地貌特征起的名字。“塬”常与“墚”（我国西北地区称条状的黄土山岗）经常组合成“墚塬”一词，表示西北地区经流水冲刷而形成的沟谷和岭岗。根据字形，我们可以推断“塬”就是土坡上的平原，“墚”便是像木梁一样的长条状土坡，这些地名通名用字也都是当时古人依据对自然环境形状的经验进行认知加工而创造出来的。

不仅我国地名命名的认知动因是这样的，国外的地名同样是通过体认而来的。比如，法国三面环海，河流众多，国内96个省级行区中，69个省名与境内河流名有关，占72%。比如：厄尔-卢瓦尔省（Eure-et-Loire），该词源自法语（Eure，Loire），是厄尔河和卢瓦尔河两条河流的名称；图卢兹（Toulouse），该词源自前凯尔特语，表示“泉城”之义；阿维尼翁（Avignon），也源自前凯尔特语，意为“水城”（王骅，1997）。这些地名不仅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水文状况，更从认知层面揭示了当时该国人民通过体验和认知创造地名的过程。

如此说来，语言或地名岂有任意而言? 它只能是“体”和“认”的结果。体认地名学所倡导的这一基本原则便很有解释力。

3 基于体认地名学解读“取”

马克思、恩格斯（1845-46,2009:524）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唯物论立场。他们后来又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列宁（1956：353）指出，“感性知觉提供对象，理性则为对象提供名称”，进一步为体认地名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流行了2000多年的形而上学认为，人们之所以能认识世界，是因为外界可镜像般地映入我们的心智。而后现代哲学家认为，这种形而上学观是基于“客观主义”得出的结论，完全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并非绝对客观的、如实的反映外部世界，其中必定要掺入人的主观认识。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1960：525）所指出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这里既指出了语言具有的客观性,也阐明了语言的主观性，足以可见他们对语言所采取的“客主兼治论”立场。

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易》中就论述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原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便是依据这一原则解读了9,000多个汉字的造字理据。我们的祖先参照“身”和“物”依据“六书”造出了汉字。这六书就是“取”的路径。体认语言学认为在命名过程中还用到“突显”和“转喻”这两个重要的体认原则。人们往往突显被命名对象的某一重要属性，然后据此为它起个名称，如同一个地方因“取”不同的理据就会有不同的地名，重庆市江津区有一乡镇，因江边有一巨石形状似牛，旁边的镇子就叫“牛溪镇”。相传唐刺史赵延之曾游于此，于是得名“游溪”，后取谐音称此地为“游溪镇”。时至清代，又因溪两岸有很多油坊,取“沃土如油”之意就改“游”为“油”，固有“油溪镇”之名。这些不同的名称其后都是有理据的，绝非能用索绪尔的“任意说”所能解释得了的。再说了，在“牛、游、油”这几个字的发音上也有相通之处，哪里是什么任意所为?

王天翼等(2017)提出的“命名转喻观”，强调人们在体验对象时，在理性中常会抓住对象的某一显著特征，然后以其为基础进行命名，地名仅是某地理实体的一个名称而已，而不是它的全部，其中“歪曲”成分必不可少。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完全符合马列的上述观点。而且不仅是名词，其他词类也是如此，所谓“动词”，实际上就是给动作起个名称，所谓“形容词”，就是给某抽象属性起个名称而已。因此语言中的词语或地名多是人们基于“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成果，前者可用“体”来表示，相当于列宁说的“感性知觉提供对象”，后者可用“认”来表示，相当于列宁说的“理性为对象提供名称”，也包含马恩所说的“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我们在心智中不可能完全反映客观事物，只能是以“哈哈镜”的方式体认世界。

我们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且在此基础上作了详解，将“感性知觉”修补为“互动体验”，用“互动”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就“理性加工”而言增补了“突显和转喻”两条原则，它们应包含在我们祖先所说的“取”的认知过程中。

苏轼在留给我们的名篇《石钟山记》中为辨明这座山的名称究竟是依据“形状”还是“声音”像钟进行命名，说出了流传千年的“叹道远之简、笑李勃之陋”的名句，其实郦道元和李渤都各有道理，无所谓谁对谁错，他们都在运用突显和转喻机制来解释这座山之所以得此名的缘由，因此苏轼的观点也有失偏颇，他未能认识到命名的转喻性规律，我们在命名时常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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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基于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尝试建构“体认地名学”，通过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体认解读，揭示地理实体命名背后的“体认原则”，运用“突显”和“转喻”机制解释国内外地名的命名动因，据此可为地名学研究在理论上提供一个更有解释力的依据，同时这也是响应“新文科建设”的一次尝试。

作者：王天翼

来源：《外国语文》2023年第1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郑雨晴

校对：黎淑琪

审订：计梦菲

责编：刘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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