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干部长期在外交阵线上工作,先后在多个大使馆任职,帮助我国打破了60年代的外交困境,在国际社会上站稳脚后跟。后来他又主政北京市,在邓公的指导下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将首都打造成世界超一流城市,他就是焦若愚。
焦若愚生在一个殷实家庭,早年曾在北平求学,抗战时奉命在华北与东北交界地点建立根据地,领导游击队与日寇对抗。日本投降后,周总理命令他马上率部进入东北,抢在国民党之前占据沈阳。他接到命令之后迅速行动,星夜兼程赶往沈阳,在当地抗联队员的指引下,来到了伪政权市政府驻地。
市政府的官员们没有任何抵抗,很快便向焦若愚交接了所有机要材料,第二天,他赶往苏军驻地商议接管城市的相关问题,接待他的是一位少将,少将很是和气,询问焦若愚打算怎样管理沈阳。这可把他给难住了,他只会打游击,哪里会搞城市管理,因此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话。
少将稍加思索,拿来一份清单给焦若愚,让他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打上对勾,其余不擅长的领域就暂时由苏军代管。少将还建议双方联合成立一个军管会,共同治理沈阳,尽快恢复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焦若愚在请示了陈云同志后,同意了少将的提议,同时还给少将送去一幅锦旗表示感谢。
但好景不长,苏军在不久后撤走,国民党军又紧跟着袭来,包围了沈阳。此时解放军实力尚且孱弱,无力保卫沈阳,只好主动将其放弃,焦若愚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市政府班子也随即被撤销。直到1948年,我方解放沈阳,焦又重新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担任副市长一职。
建国后,他担任沈阳市委书记,兼任辽宁省委常委。1965年,他离开了工作17年的沈阳,前往外交部门工作,当年年底被派到中国驻朝使馆担任大使。在此期间,他与朝方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两人经常互相约见,谈笑风生。除此之外,焦若愚对待下属也很宽容,从来没有斥责过任何人,闲暇时,他还会和大家一起在使馆的院子里种花草和蔬菜。
1966年,他被召回外交部,后来又前往中东,在伊朗的中国使馆工作。进入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中苏关系则进一步恶化,伊朗这个国家正好处于两大阵营的夹缝中,我方很想将其争取过来,于是便指示焦若愚密切关注伊朗高层的动向,伺机展开交往活动,增加对方对中国的好感。1978年,伊朗发生了剧烈的政变,国内形势动荡不已,美国大使在会见焦若愚的时候,曾忧心忡忡的对焦说,伊朗当下的情况很不乐观,很有可能会走向一条迷茫之路。同年,华国锋同志访问南斯拉夫,途中想要去伊朗看一看,但又担心发生意外,于是便征询焦若愚的意见。
焦认为,若是华国锋能到伊朗来,必能引发奇妙的化学反应,增进中伊友谊。至于安全问题,焦若愚提前和伊朗政府以及美国使馆等打了招呼,请求它们适时为华提供保护,同时还摆下迷魂阵,搞了个真假使团迷惑敌人,最终成功让华国锋完成了伊朗之行。可谁都没想到,1979年,伊朗爆发了一次革命运动,现有的亲华政府被推翻,新上台的政府全面倒向苏联,并一再向中国发出警告。党中央担心焦若愚的安危,于是便将他从伊朗撤回来,在八机部任职。
1981年,邓公钦点他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次年升任北京市长,任期内,他力排众议,引水入京,解决了数百万老百姓的吃水、用水难题,1983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转入中顾委挂职,1996年正式告别政坛,晚年的他还经常出席一些重要活动,比如十九大,要知道,他那时已经102岁了,是全场最年长的参会者,2020年,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走完了传奇的一生,时年105岁。
70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敌我态势极其不明朗,在国外工作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遇害。但这并未吓倒焦若愚,他肩负使命奋勇向前,顶着巨大压力出色完成了上级交代的每一项任务,帮助中国打开了外交缺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回国之后,他牢记使命,贯彻落实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为北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让我们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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