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慕平_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陈默！

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开往井冈山。

还未跨上登山之路，毛泽东就遇上了一道棘手的难题：井冈山上下，有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怎么办？

很多战士满不在乎地说：“这两支武装不过百把人，几十条枪，把他们干掉算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摆了摆手说：“不！只能智取文攻。”

于是，毛泽东初次施展了他的统战才略……

据悉，山上的两个头领——袁文才和王佐，以及他们的部下，都是本地人。如果消灭了他们，就等于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将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难以立足。

袁文才在大革命时就接受了党的领导，不久他率绿林武装“马刀队”在宁冈暴动，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袁文才率领宁冈农民自卫军会同安福、遂川、莲花农军，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任副总指挥。

此后，袁文才与井冈山上另一支农民武装的领袖王佐结为“老庚”，称雄井冈。袁文才是知识分子出身，颇有谋略，率部镇守在茅坪；王佐是裁缝出身，性情豪爽，率部镇守在茨坪。

他们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各树一帜，互为依靠，把守了通往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七条通道，经常靠“吊羊”（劫持土豪索款）手段劫富济贫，维系其“山大王”生涯。

山外人马要不经过他俩应允，是很难在井冈山插足的。

袁文才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细细琢磨了一番，很难拿定主意，便将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来一块商议。

龙超清与袁文才曾结拜生死之交，听到毛泽东率部来到宁冈自然高兴，并力荐袁文才迎接毛泽东上山。

袁文才手下的头目听说此事议论纷纷。有人说：“此事要从长计议。他们要是来了，一个桩上拴着两头牛牯，不合适啊。”

陈慕平可算是“山头上”有文化、有见识的秀才。他力排众议：“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里有名气的人物，不可妄加评说。”

陈慕平随同龙超清赶到三湾，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袁文才部的有关情况。临别，毛泽东赠给他们每人一支汉阳造步枪。

听了陈、龙两人的介绍，毛泽东心里对争取袁文才有了谱，提出要与袁文才直接会面。

10月6日，约定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村会面。

这次会见，颇有“鸿门宴”的架势，但很成功。经过这次交谈，毛泽东的“文攻智取”获得了第一步胜利。

争取了袁文才，下一步便是争取王佐。这时，毛泽东派出了他的“统战专家”何长工。

何长工随同袁文才的代表一同上山，向王佐说明毛泽东的队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等许多道理。

何长工一边替他们抱小孩，一边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逐渐使这位“打富不打贫”的“山大王”明白了许多，愿意迎毛泽东的队伍上山，但心中始终对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旗号的队伍存有戒备之心。

直至后来，红军出动搬掉压在王佐心上的一块石头，才使他真正心服。

何长工这样忆及：“王佐有个世仇，是吉安等七个县的联防司如名叫尹道一。何长工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对王佐说，愿意帮助他报仇。王佐大喜，立即出兵袭击尹道一的指挥部，红军的一个排埋伏在祺锣增，等王佐将尹道一的曲锋引上了山，他的指挥部还在祺锣增休息的当儿，一个伏击把尹道一杀了。”

从这个时候起，王、袁对红军才真正心服。

从9月14日毛泽东下令撤出攻打长沙的战斗，经过一个余月的辗转，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终于在这大山深处安下了家。

从此，毛泽东在军阀各霸一方的中国，找到了一块得以立稳脚跟的地方，使这支小小的部队得以生存、发展、壯大，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

后来，毛泽东将山上的这两支武装改编成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劲旅。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这两位“绿林好汉”：“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茨坪“安家”后，毛泽东与绿林好汉交上了朋友，常常与他们在树荫下、石桌旁谈古论今，交换思想。

共产党在山上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这就要随时准备与敌作战。起义之前，毛泽东从未带过兵、打过仗。

可是，“时势”逼着他，非学军事不可。他不得不请教眼前这两位绿林好汉。

袁文才、王佐讲了一个井冈山的“老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

朱老聋子的真实姓名叫朱孔阳，广东人。1920年在湖南军阀部队里任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带了20来个弟兄，到井冈山当绿林。

由于他“打富济贫”，关怀抚慰绿林弟兄，队伍越拉越大，“官军”数次上山与之交战，他带着弟兄们往密林中一钻，沿着山绕几个圈圈，就把“官军”甩掉了。

朱老聋子常在他的部属面前夸口说：“眼睛瞎的斗不过我耳朵聋的，会打仗的搞不过我会打圈的。

他告诫部属：“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同敌人打圈就行了。”

毛泽东一听，恍然大悟。

10月间，宁汉战争爆发，各派军阀大动干戈，混战一团，井冈山边界守敌空虚。

毛泽东决定：扩大地盘，攻打茶陵县。他让陈浩、宛希先指挥部队当即出动，很快就占领了茶陵县城。

几天后，湖南军阀率两千余人攻过来。

起义军当即拉开了打硬仗的架势。多数人主张：守就是守，攻就是攻。

有人看敌人来势凶猛，主张撤退，但当即遭到驳斥。

起义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天下来，起义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交替掩护撤回山上。

毛泽东得知此事，觉得朱老聋子的方法要让整个部队都懂得。于是，他集合了全体部队，在大草坪上，上了一堂军事课：“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士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圈是个好经验！”

“我们要改它二个字：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仅仅讲番“大道理”还难以使同志们掌握，毛泽东决定到国民党军力较弱的大汾、遂川一带活动活动。

起义军打大汾打遂川，敌军追过来了，便和敌人转圈，转得敌人头昏，便有力地打它一下，结果着着取胜。

毛泽东说：“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运用实践了朱老聋子的经验，我觉得心中有底了。”

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万安两县党的联席会议上说：“希里万安的同志很好运用‘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二字诀，准备与反动派作战。”于此，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游击战的“十二字诀”。

同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实践中，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不断得到深化、得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然而，这朱老聋子的“打圈”方法，给了这位伟人最初的启示。

建国后，毛泽东在总结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井冈山老土匪朱老聋子的战术，影响了我一生，他是我学习游击战的老师，我的游击战是跟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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