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9日，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出去以后，很多人自发地去卓琳生前所住的院子里悼念她。

短短几天时间，北京米粮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里已经摆满了花圈， 悲伤的氛围笼罩着院子。

8月10日上午，卓琳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上哀乐回荡，庄严肃穆，成千上万的社会各界人士排起长队，纷纷前来为卓琳送行。

多位国家领导人也出现在追悼会上，他们在卓琳的遗体前集体默哀，并向卓琳的遗体三鞠躬，随后与卓琳的家属一一握手，进行慰问。

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卓琳同志”的黑白横幅，横幅下面是卓琳的遗像，卓琳的遗体被安放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上面。

在卓琳遗体的正前方，摆放着卓琳子女们送的花圈，挽联上写着：“妈妈我们爱你”。仅仅六个字诉尽了卓琳子女们对她全部的深情，令人感慨。

事实上，深爱卓琳的不只有她的家人，作为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不仅是伟人身后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位为革命、为人民、为国家付出巨大的伟大女性，她值得被全国人民深爱。

走上革命道路

卓琳的原名叫蒲琼英，于1916年出生在云南宣城，她的父亲是著名的“火腿大王”溥在延，创制的宣威火腿罐头远销东南亚，蒲家在当地也算得上富甲一方。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卓琳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她从小就备受宠爱，衣食无忧。

溥在延不仅是成功的实业家，他还有一颗坚定的爱国之心，曾跟着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支持国民革命，还曾获得过革命荣誉。

同时，溥在延非常重视对儿女们的教育，他不仅让儿女们学习文化知识，还给他们灌输爱国思想，卓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卓琳在宣城读完小学后，又考到了昆明女中，她聪明好学，一直成绩优异，深受同学和老师们的喜爱。

在这期间，卓琳还认识了一位地下党员，这位地下党员是昆明女中的音乐老师，她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传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卓琳受到了很乏启发。

后来，这名老师被捕，但是她临危不惧，慷慨激昂地大喊革命口号，她的大义凛然让卓琳深受感动。

卓琳不仅文化成绩好，她还很擅长运动，1931年9月，卓琳作为云南省代表队少年组60米短跑选手，去北平参加全国运动会。

运动员们原本是准备经香港去北平，可是刚到香港，还没出发去北平呢，“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国难当头，运动会只得暂时取消，云南队只好听从安排，原路返回。

可是卓琳却不愿意回去，她写信给家人，表示自己想要到北平继续求学。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卓琳就从香港出发，经过上海，一路辗转到了北平。

到北平后，卓琳先是在北平女中补习，后又考入了北平第一女中。

在这段时间里，卓琳接受到了更多的爱国教育，也接触到了很多先进思想，她也变得更加成熟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党团发动广大学生进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号召全国联合抗日。

19岁的卓琳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声音高亢，振聋发聩。

第二年，卓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她是当时云南省第一个考入北大的女性，在当地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卓琳原本是想学理科，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是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时局动荡，偌大的北平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卓琳的梦想被打破了，她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她必须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开始抗日救国的斗争。

很快，卓琳和姐姐蒲石英一起在同乡的掩护下逃离了北平，后辗转各地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1937年11月，卓琳和溥石英一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和另外一个姐姐溥代英汇合，不久之后，卓琳和溥石英一起考进了陕北公学继续求学。

第二年，三姐妹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卓琳经过培训后被分到抗日敌后根据地工作，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工作原因，卓琳才改名的。

从蒲琼英到卓琳，从云南到延安，从千金小姐到共产党员，她走的这条路或许没有其他革命先烈走得那么艰辛，但却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进步青年，为了追求理想而走过的一条共同的道路。

和邓小平结合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卓琳已经从青涩的大学生蜕变成了光荣的革命战士。

1939年夏天，邓小平从抗战前线赶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他的私人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一直在前线抗战，此前因为战争和工作原因，他的婚姻失败了两次，35岁的他已经单身了六年。

和邓小平同住在一个窑洞的好朋友邓发对邓小平的婚事最为上心，积极为他张罗。

邓发经常找借口带着邓小平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溜达，因为那里的女同事比较多，他希望邓小平可以在那里找到心仪的对象。

几次过后，邓小平就留意到了年轻漂亮又为人热情的卓琳，于是他托人给卓琳带话，询问她的意见。

虽然邓小平当时在军中颇有威望，但他常年在前线，卓琳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而且，卓琳知道当时在延安的干部，大多都是工农干部，卓琳并不想和工农干部一起生活，她也不是看不起工农干部，只是因为她想找一个有共同语言，可以聊到一起的文化人。

于是，卓琳便用自己年龄还小，暂时不想结婚的想法传达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知道当时卓琳才23岁，自己的年龄比人家大了许多，而且两人并不了解，所以他也能理解卓琳的想法，但是却并没有因此放弃。

为了争取机会，邓小平先后两次上门，找卓琳聊天，增进感情。

第一次上门，邓小平先是说了年龄的事情，他告诉卓琳自己虽然在年龄上和卓琳不太相配，但他可以在其他方面弥补她。

然后，邓小平很真诚地，把自己的相关情况一股脑地全部告诉了卓琳，包括他之前的婚姻和工作。

通过和邓小平的交谈，卓琳惊喜地发现，邓小平不仅文质彬彬，性格温和，而且举止高雅，谈吐不俗，她的心里有了触动。

第二次上门，邓小平和卓琳分析国家局势，讲战争，说人民，谈自己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在卓琳心里的形象立刻高大起来。

这两次交谈以后，卓琳对邓小平的好感倍增，于是她便答应了邓小平的结婚请求，也算是服从组织的安排。

几个月后，邓小平和卓琳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的窑洞前，宴请毛主席和江青、蔡畅和李富春、以及刘少奇、张闻天等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算是正式结婚了。

他们没有庄重的婚礼，宴席也是粗茶淡饭，参加婚礼的虽然都是党内领导人，但是他们当时都穿着八路军军服，脚上蹬着布鞋，满身补丁，很是寒酸。

但就是这么一场婚礼，将卓琳和邓小平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婚姻在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幸福的婚姻。

58年的相濡以沫

刚结完婚的卓琳就随邓小平赶往抗日前线太行山，邓小平回到设在辽县西河头村的129师师部，而卓琳被安排在麻田八路军总部做妇女训练班班长。

刚结婚就两地分居，邓小平只有在到总部开会的时候才能和妻子见上一面，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没说上几句话就要赶赴前线，卓琳十分想念邓小平。

两人在一次匆忙重逢又分别时，卓琳拉着邓小平说道：“你回去了一定要给我写信哦！”

面对新婚妻子的要求，邓小平竟然随口问道：“写什么呀？”

面对邓小平的不解风情，卓琳虽心生不悦，但是也无可奈何，只得耐心说道：“你可以写你每天都做了什么，还可以写……”

让卓琳没想到的事，自己已经说得这么详细了，邓小平还是随口说道：“要得，我让我的秘书写个稿子，再把它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可好？”

看着邓小平一本正经的样子，卓琳哭笑不得，她也没有心情再和邓小平聊下去了，立马说道：“算了吧，不麻烦你的秘书了！”邓小平也没有反驳。

卓琳意识到了自己与邓小平的性格截然不同，自己热情似火，而邓小平木讷沉闷，但她还是对两个人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一年过后，卓琳被调到129师师部秘书科工作，她和邓小平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两个人朝夕相处后，卓琳对邓小平了解得更深了，对邓小平的感情也在不断加深，但是她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两个人性格的差异。

卓琳知道邓小平讲不出家长里短的亲热话，所以她也不再强求，只是对邓小平说道：“我知道你不爱说话，我也不逼着你说，我爱说话，但是也不能随便和别人说，如果说错了影响不好，所以我有话就对你说，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指正。”

邓小平想也没想，就简洁明了地回答道：“要得！”

就这样，两人达成“协议”，关于说话这件事上，他们也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此后，邓小平和卓琳接连生了三个孩子，但是太行山上炮火不断，生活很是艰难，为了不让孩子跟着自己遭罪，他们只能将孩子寄到别处。

直到1945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撤离，司令部迁到河北省武安县，三个孩子才被接到邓小平和卓琳身边，一家五口终于团聚。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转战各处，邓小平几乎没有时间和家人团聚，卓琳和其他领导家属一起随着战线的转移到处搬家，一刻不得安生。

从河北到河南，再由河南到上海，卓琳和孩子们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受尽苦难。

新中国刚成立，刘邓大军又要踏上解放西南的征程，尝尽分别之苦的卓琳坚持要随军前往。

邓小平考虑到那时的军情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紧急，而且他也想有机会补偿家人，所以便同意了。

到重庆以后，卓琳看到领导干部们的孩子大多都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无人照料，她于心不忍，便想到了开办一所小学。

小学很快就办起来了，卓琳作为校长，凡事亲力亲为，她不仅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还带了好几门课程，大大节省了学校的开支。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随后邓小平一家迁到北京，卓琳成了邓小平的秘书。

在任邓小平秘书期间，卓琳公私分明，工作兢兢业业，从来不参与工作以外的事情，只是认真辅助邓小平的工作，仔细照顾邓小平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下放江西，卓琳不离不弃，毅然跟着邓小平去到江西，看着年近七十的邓小平每天做着又苦又累的工作，卓琳很是心疼，但也无可奈何。

那时的卓琳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所以她被安排去洗线圈，工作相对轻松。

那段时间，在卓琳的精神支持下，邓小平很是乐观，两个人还一起种了菜，一起散步、读书、看报，虽然生活艰苦，但是他们两个人自得其乐。

后来，不管邓小平如何，卓琳都一直在身边支持他，和他同甘共苦。

1977年，邓小平和卓琳搬到北京米粮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里，两个人在这里相依为命，直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

邓小平去世后，卓琳继续为他而活，邓小平生前一直希望能到回归祖国的香港领土上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一直未能如愿。

所以，为了替邓小平完成他的心愿，卓琳出席了香港回归仪式，弥补了邓小平的遗憾。

邓小平生前对家乡广安很是牵挂，很关注广安的建设，邓小平去世后，卓琳继续关注着广安的发展，还在北京多次接待邓小平的老乡。

2008年汶川地震时，已经92岁的卓琳立即拿出所有积蓄，并向家人筹集了十万元捐给红十字会。

2009年2月，广安发生了50年未遇的冰雪灾害，卓琳和自己的子女们再次慷慨解囊。

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卓琳签订了眼角膜捐献书，还交代子女们将自己的骨灰洒进河沟里即可，不要麻烦别人。

结语

作为千金小姐，卓琳从来没有丝毫的娇气；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卓琳一心想着为国效力；作为革命战士，卓琳时刻坚定理想信念。

作为伟人的伴侣，卓琳默默付出毫无怨言；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卓琳倾注所有不计回报。

卓琳不仅是邓小平的妻子，更是一位为革命、为人民、为国家奉献所有的伟大女性。

追悼会上， “妈妈我们爱你”的挽联传达的不仅是子女们对这位伟大母亲的爱，也是大家对这位伟大女性的爱。